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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郑思群从不谈自己的成绩，他的口头禅是“我没什么贡献，我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在莘莘学子们眼里，不苟言笑、身材高瘦的老校长，满额皱纹记录的是令人羡慕不已的光荣历史，活脱脱就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位近乎神圣的革命者。
在重庆，他的事业接近巅峰
《重庆大学校史》记载，1912年，郑思群生于广东海丰县汕尾镇。受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影响，年仅13岁的郑思群便加入共青团，15岁由团转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奉组织委派东渡日本。1929年，因参加我党东京特支领导的革命斗争，被日本政府押解回国。两年后他又化名去日本留学，“9·18”事变后再次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先后担任过白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36年他第三次赴日留学，考入东京大学政治科学系进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与研究。“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回国奔赴抗日前线，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长，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兼军法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二野一旅、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及二野女子大学副校长、副政委等职。1949年年底重庆解放，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校教育长。
1952年10月，以省军级干部（行政七级干部）之尊，郑思群奉调来到刚刚进行院系调整的重庆大学，一干就是15年。郑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在学校百废待兴之际，他深入调查后提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学这个中心环节”。1955年8月30日，他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的学生和毕业生，应该是德、智、体三者兼备的、全面发展的人，三者缺任何一方面，都叫做不合格。”就当今教育界力主对学生施行素质教育而论，他当年的主张可谓超前。
在他任职期间，重庆大学日新月异，发展迅猛，短短七八年间，便从5个系、8个专业、1000多学生、200多教师发展到6个系、15个专业、7000多学生、900多教师，成为当时国内除清华、北大之外又一所超级大学。
1960年，郑思群代表重庆大学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作为大会发言的4位高校代表之一，他作了《大搞技术革命，促进科学研究及教学改革》的专题发言，备受与会者瞩目。此前的1956年，他还作为八大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与教育家，他的事业已接近巅峰。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夏，一股阴风卷着鬼火从北方蔓延到重庆，侵入西南最高学府重庆大学，师生员工逾万人的堂堂校园顿时台风乍起。那个夏天的重庆令人激动又让人心悸。
5月4日，根据上级党委部署，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郑思群，向全校作了批判“三家村”的动员报告，随后又点名批判了吴晗及其作品《海瑞罢官》以及人民日报的邓拓等人。作为渐渐拉开的文革序幕，政治激情被发动起来的人们将大字报贴满校系各大楼及学生宿舍区。5月下旬，学校党委传达了中央《五·一六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该通知“旗帜鲜明”，郑思群麾下校、系、处各级“走资派”及形形色色的“反动学术权威”人人自危，揭批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由是，堂堂学府天地大乱。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攻击该校党委的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人民日报又就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同时登载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市委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来势迅猛的政治冲击波，对重庆大学震动巨大，反响强烈。
广大师生员工议论纷纷，大字报矛头于是转向校内，并开始出现指向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苗头。6月4日，学校党委召开扩大会，副书记刘玉元传达省、市委的紧急指示，要求紧跟形势，打破旧框框，放手发动群众，横扫牛鬼蛇神，立即掀起运动的新高潮。并说，市委指示，如果党委领导不力，就马上派工作组进校。
面对来头很大的压力，党委扩大会决定停课三天，集中抓运动、掀高潮。当晚，立即召开全校大会，对北京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和聂元梓等人大字报表态拥护、支持。学校党委既力图适应形势和上级的要求，又想掌握住运动，使之局限在只横扫个别“牛鬼蛇神”，不要出现大乱的局面。但是，这与运动领导者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夺“走资派”的权的意图相矛盾，因此总是适应不了形势、摆脱不了被动。
Moya(漠月) - Is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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