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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玉碎的重庆大学校长
郑思群,广东人氏,早年加入中共并留学东京,曾担任白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抗战期间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治部科长,解放后一直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是重庆为数不多的党的七级干部。
1966年6月文革伊始,郑思群以莫须有罪名被点名批判。7月29日派驻重庆大学的工作组将郑押至松林坡招待所实行“监护”检查,随后公布其“四大罪状”,正式将他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8月2日凌晨5时许,郑在招待所用剃须刀割喉自尽。次日有关部门宣布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将其永远开除党籍”。13年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郑得以平反昭雪。1994年10月12日,郑思群骨灰被安葬于重庆大学民主湖畔,黑色大理石碑上,“真理永驻,浩气长存”八个大字金光灿灿。当年由他率领全校师生翻修的广场,被命名为“思群广场”。
近乎神圣的革命者
国庆前夕,记者来到了沙区,来到郑思群曾经工作、生活过的重庆大学,寻访当年老校长身边的人与事,试图在郁郁葱葱的林荫大道间拾起记忆的碎片,拼凑起往昔岁月难忘的影像。
在校园内理学院大楼一侧,有一处绿树掩映的长廊式院落,那就是学校党委办公厅所在地。当年郑思群白天在此办公,晚上在此住宿。郑的妻子吴耕书当时在省二党校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平素里不回家。7个儿女也分别在中小学或幼儿园寄宿,每逢假节日,全家才得以在此小聚。
在新华村一套底楼旧居室里,记者见到了郑思群过去的警卫员曹万华。70多岁的老人一提起郑思群,便两眼泛红。曹是合川滩子镇人,1952年起,便为郑思群做机要通讯员,后升为警卫员,住在郑卧室隔壁的小屋里,料理他的生活、保卫他的安全。多年来,老校长对他的关心与帮助无微不至,至今他还记得郑思群鼓励他的话:“你不可能一辈子在我身边。从我身边出去的人,至少应当个县委书记。我这不是跟你封官许愿,我是希望你不断有进步。”
曹万华回忆说,当时郑思群是正军级干部,应该拿310元的七级工资,考虑到国家困难,他主动要求只拿240元的八级工资。军旅出身的郑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见到认识的人还是习惯性地敬个军礼,平时一身黄军装,戴顶黄军帽,屁股上两个补丁,膝盖上又是两个,“只有在公务出门或是见外宾时才穿好衣服,冬天他有套蓝色呢大衣,夏天是我到友谊商店买的料子打了一套中山装。国家每月发给他香烟,两条中华一条牡丹,他却只要一条中华一条牡丹。”
曹说,郑校长从来不收受礼品,要求大家生活上平等。“一次学校食堂分鱼,按干部行政级别分给一斤两斤三斤不等。食堂给老校长送去一条五斤的,他就问别人分得了多少,当得知他是最多的就坚决不要。在他家孩子越小越倒霉,衣服大的穿了小的再穿,小的永远也穿不上新衣服。”
原重庆大学人事处档案室干部武坤说,“郑思群是罕见的工作狂,白天下基层了解情况,晚上就通宵达旦开会,对干部尤其是党员要求严厉,但对全校学生,他确实待之如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因饥饿出现水肿,郑思群为之心急如焚,他硬是找市长任白戈反复游说,总算借回了一批黄豆,使学生的粮食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他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一间看望学生,嘘寒问暖;他对年轻学子从不摆架子,绝不骂人;上课时,同学们会看见他悄悄坐在后排听讲,有时还掏出手绢擦拭玻璃窗上的灰尘;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员工打招呼。当时在重大,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电机系67级有位叫郑志胜的学生,家穷无钱买鞋,只好赤脚上课,一天正好在教学楼阶梯上遇上老校长。端详片刻后老校长问他为何不穿鞋?又问他在哪个系?哪个班?哪个寝室?脚有多大?第二天,像奇迹发生般一样,一个和蔼的陌生人来到郑志胜的寝室,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这位陌生的送鞋人,就是老校长的秘书。
Moya(漠月) - Is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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